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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东莞考

—— 古代 东莞郡 东莞县

发布人:党史研究室    稿件来源:莒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  发布时间:2013-02-21

 

今山东省莒县北部的东莞镇驻地,在历史上曾是东莞县治所,史书记载,东莞县始建于西汉时期,后又多次迁徙,于南北朝时期迁址今莒县东莞镇,这期间在莒沂两地还有一个东莞郡治,由于古籍记载简约,且区划多变,使现代人对古东莞县和东莞郡的位置产生许多误解。本文试将古东莞的由来及地理变迁做一探析,并就教于各位方家。

一、东莞地名由来考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琅邪郡有东莞县,三国·魏·孟康注:“故郓邑,今郓亭是也。”孟康所说的郓邑,是春秋时期莒、鲁两国长期争夺的地方,或属莒国,或属鲁国,因鲁国有两个郓邑,莒、鲁所争之郓邑位于鲁国东部,故俗称东郓,《春秋·文十二年》:“季孙行父帅师,城诸及郓。”西晋杜预注:“郓,莒、鲁所争者。城阳姑幕县南有员亭,员即郓也。”(《春秋左传》,清代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)西晋京相亦云:“琅邪姑幕县南四十里员亭,故鲁郓邑,世变其字。”(《水经注·沂水》篇引。)

春秋时期的“东郓”到了西汉时期改为“东莞”,这个更名与“郓”、“莞”两字的古音相近有关。据《诗·小雅·斯干》:“下莞上簟,乃安斯寝。”东汉郑玄注:“莞,音官,又音完。”(见《诗·小雅·斯干》郑注,清代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)民国熊会贞在《水经注疏·沂水》篇中云:“《读书杂志·淮南内篇》十五详言运、员二字通,运、郓音同,郓、员亦可通用。”(民国杨守敬、熊会贞《水经注疏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6月版。)因“莞”字与“郓”、“员”古音相近,所以汉代“东莞 ”县名是由春秋“东郓”音转而得名。

“东郓”之地名由来应该与运奄国有关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:“秦之先为嬴姓。其后分封,以国为姓,有徐氏、郯氏、莒氏、终黎氏、运奄氏……运奄国,文献多记作“奄国”,为少昊族建立的国家,国都在今山东曲阜市旧城东。

周成王时期,运奄国同武庚、熊、盈、薄姑等十七国叛周,周公平定武庚、管叔、蔡叔之后,挥师东进,灭掉运奄国,将运奄国的国君迁到薄姑(薄姑故城遗址位于今山东省博兴县寨卞村北周公东征胜利,以奄国旧地封他的儿子伯禽为鲁国开国国君。

对于莒、鲁两国为何长期争郓?莒、鲁争郓有多久?史书没有记载,但如果我们把这个“郓”与运奄国联系起来,事情便容易解释了。《春秋公羊传》将莒、鲁所争之“郓”写作“运”字。(清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《春秋公羊传》卷二十二。)西周初年,成王践奄,一部分运奄国人随国君迁走,还有一部分运奄国人留下来,大概这些留下来的运奄国人所居住的地方就叫作“运”或“奄”,因为亡国,这些运奄国的后人只能依附于别国,于是鲁国东部的“运(郓)”处于莒、鲁两国交界处,或降鲁,或附莒,于是出现了莒、鲁两国长期争郓的局面。这种莒、鲁争郓的历史,大概从周成王践奄、运奄国的国民流亡到今沂水县一带后便开始了。

春秋时期的“东郓”到了西汉时期改为“东莞”,除了古音相近的原因之外,还应与莒地盛产莞草有关。莞草即蒲草。《周礼·职方氏》:“正东曰青州……其浸沂、沭,其利蒲、鱼。”可见,周代莒地盛产蒲草。《职方氏》将蒲草和鱼相提并论,谓“其利蒲、鱼”,说明这种草在古代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日用品。

《诗经·斯干》记述了古代国君筑成宫室后,与群臣坐在莞席和簟席上共同设宴庆祝的场面。上文所引“下莞上簟,乃安斯寝。”郑玄注:“莞,小蒲之席也。”两周时期,室内生活用品中,没有现在的椅、凳,人们坐的和躺的都是铺在地上的席子,莞席便是其中一种。另据《礼记·丧大记》,莞席还用于古代贵族的丧礼和祭礼。西汉时期,著名辞赋家王褒《僮约》有“种莞织席”的句子。可见,莞草或莞席作为古代贵族的生活日用品,普通百姓把它作为养家糊口的生活来源,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

古代用植物名作地名的现象屡见不鲜。春秋莒国曾用“蒲”字作地名,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:“先遇莒子于蒲侯氏。”杜预注:“蒲侯氏,近莒之邑。”莒国的“莒”字,也是植物名,《说文》:“齐谓芋为莒。”清代段玉裁注:“所谓别国方言也,借为国名。”

总之,“东莞”地名源于春秋“东郓”,是由于古音相近,转借而得名,又因古代莒、沂两地盛产莞草和莞席,当地以此为主要经济收入,故取县名为“东莞”。

二、东郓考

《春秋》有二郓,一在今山东省郓城县,即春秋鲁昭公所居之郓,因位于鲁国西部,故又有西郓之称;一为莒、鲁所争之郓,在春秋莒、鲁交界处,因位于鲁国东部,故俗称东郓。本文所述即为东郓。

1、莒、鲁争郓的历史

《春秋》,鲁文公十二年(前615),“季孙行父帅师,城诸及郓。”西晋杜预注:“郓,莒、鲁所争者。城阳姑幕县南有员亭,员即郓也。以其远逼外国,故帅师城之。”(清代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《春秋左传》。)今人杨伯峻注:“此时属鲁,故季孙帅师城之。必帅师者,备莒以兵来争也。”(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,中华书局出版。)《公羊传》又写作“运”。

《春秋》,鲁成公九年(前582),“冬,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。庚申,莒溃,楚人入郓。”此时郓已属莒国。楚人入郓,只是掠夺财物,并未据有。

《春秋》,鲁襄公十二年(前561),“莒人伐我东鄙,围台。季孙宿帅师救台,遂入郓。”此时仍为莒国所有,鲁国军队攻入,并未据有。

《春秋》,鲁昭公元年(前541),“三月,取郓。秋,莒去疾自齐入于莒。莒展舆出奔吴。叔弓帅师疆郓田。”自此以后,郓为鲁国长期占据,莒国无力收还。所谓“莒、鲁争郓,为日久矣。”(《左传·昭元年》。)反映了春秋时期莒、鲁长期发生摩擦的史实。

2、东郓的位置

关于东郓的具体位置,文献记载多有不同,今辨析如下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有琅邪郡东莞县,班固自注:“沭水南至下邳入泗。”三国·魏·孟康注:“故郓邑,今郓亭是也。”班固的自注说明西汉东莞县境内有沭河之源;孟康的注释是说:西汉东莞县与春秋之郓邑、三国时期的郓亭三者为一址。东莞县在三国时期仍然存在,孟康注说明西汉东莞县城故址到三国时期已设为郓亭了,东莞县已迁址别处。

成书于东汉末、三国初的《水经·沭水》篇记载:“沭水出琅邪东莞县西北山,东南过其县东。又东南过莒县东。”这段文字记载了沭河发源于东莞县境,而且东莞县城位于沭河西岸。

既然春秋东郓和西汉东莞县为一址,只要找出其中一个地名的位置,另一个地名的位置自然也就确定了。

西汉时期的县治比较稠密,根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班固自注,东郓或西汉东莞县故址应该尽量在沭河的源头处寻找,这是判断春秋东郓、西汉东莞县的位置的最主要的而且不能违背的原则。

西晋时期的杜预和京相对郓邑的位置有着非常近似的说法,杜预以为“城阳姑幕县南有员亭,员即郓也。”(《春秋·文十二年·注》。)京相亦云:“琅邪姑幕县南四十里员亭,故鲁郓邑。”(《水经注·沂水》引文。)姑幕县故址位于今安丘市石埠子村,按杜预和京相的说法,东郓当在今莒北东莞镇一带,然而,今莒北东莞镇境属潍河流域,有潍水之源而无沭水之源。因此,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·沂水》篇否定京相的说法,并明确指出东郓即“今(团)城北郓亭是也。”

亭是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一级行政机构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上》:“大率十里一亭,亭有长,十亭一乡。”从杜预、京相和郦道元的说法来看,西晋时期的员亭在今莒北东莞一带,而北魏时期的郓亭则位于“团城”北,今沂水县境。

由于沧桑巨变,唐代以后,古遗址逐渐模糊不清,文献记载也显得含糊。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第十一:“沂水县,本汉东莞县,即春秋莒、鲁所争之郓也。城阳姑幕县南有员亭,即郓也。”则又将春秋郓邑、汉代东莞县城、唐代沂水县治(即今沂水县城)混为一址,且又引杜预之说,看似多方引证,实则前后矛盾。宋代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仍沿李吉甫之说,并无新意。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也多沿此说。但是,建国后文物普查证明:今沂水县城既无春秋遗存,也无汉代文物,这就排除了今沂水县治为春秋东郓、汉代东莞县城的说法。

今沂水县北约45里处的徐家荣仁村有春秋古城遗址,此遗址位于沭河上游,距沭河之源(今沂山)不远,与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东莞县有沭水之源,《水经·沭水》篇记载:“沭水出琅邪东莞县西北山,东南过其县东”,《水经注·沂水》篇“今(团)城北郓亭是也”的记载相符,新编《沂水县志》、《临沂地区志》以为即春秋东郓遗址、西汉东莞县故址。这应该是最为合理的说法。

三、故东莞县考

1、东莞县历史沿革

西汉时期,设东莞县,属徐州刺史部琅邪郡。(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。)东汉属徐州刺史部琅邪国。(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。)

又据清代吴增仅《三国郡县表附考证》:东汉建安初,魏武分琅邪、齐郡置东莞郡,东莞县属徐州东莞郡。三国魏沿之。(中华书局出版《二十五史补编》第三册。)

晋代,东莞县仍属徐州东莞郡,刘宋时期亦沿之;元魏属南青州东莞郡;高齐文宣帝废东莞郡,东莞县属南青州东安郡;宇文周属莒州东安郡;隋代属高密郡。(《重修莒志》卷四。)

唐代初期,东莞县属密州。(见《重修莒志》卷五十一“金石”所载唐永徽元年省堂寺碑文。)唐代前期,东莞县撤并。

2、两汉东莞县故址

上文已经确定西汉东莞县的位置在今沂水县北45里处的徐家荣仁村。东汉东莞县治在哪里呢?

《水经注·沂水》记载:

沂水又南迳爆山西,山有二峰,相去一里,双峦齐秀,圆峙若一。沂水又东南迳东莞县故城西,与小沂水合。孟康曰:县故郓邑,今郓亭是也。汉武帝元朔二年,封城阳共王子吉为东莞侯。魏文帝黄初中,立为东莞郡,《东燕录》谓之团城。刘武帝北伐广固,登之以望五龙。魏南青州治。《左氏传》曰:莒、鲁争郓,为日久矣。今城北郓亭是也。京相曰:琅邪姑幕县南四十里员亭,故鲁郓邑,世变其字。非也。《郡国志》,东莞有郓亭。今在团城东北四十里,犹谓之故东莞城矣。小沂水出黄孤山,西南流迳其城北,西南注于沂。

爆山今作“跋山”,《沂水县地名志》记为西跋山、东跋山,位于今沂水县城西北12公里,跋山水库大坝东端。

上文中郦道元所引《郡国志》,即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,所谓“今在团城东北四十里”的“故东莞城”,自然是指东汉东莞县城,我们只要搞清楚“团城”的位置,就可以确定东汉东莞县城的位置了。

细读上文,不难看出,团城位于沂水东岸、小沂水南岸,即今沂水县城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均以今沂水县城为古团城。

今沂水县东北部的徐家荣仁村古遗址位于沂水县东北45里,与郦道元《沂水注》里的“团城东北四十里,犹谓之故东莞城。”相符,且在沭河西岸,与《水经·沭水》篇所记载的“沭水出琅邪东莞县西北山,东南过其县东。”相符。因此,东汉东莞县城的位置与西汉一致,均位于今沂水县徐家荣仁村。

3、魏晋期间的东莞县故址

成书于东汉末、三国初的《水经·沭水》篇中记载了东莞县,但北魏郦道元却不在《沭水》篇为“东莞”作注,却在《沂水》篇中对“东莞县故城”详加叙述,说明在三国时期至北魏之前,东莞县城自今沂水县徐家荣仁村迁址至今沂水县城。何时迁址?文献不载,郦道元云:“魏文帝黄初中,立为东莞郡,《东燕录》谓之团城。”应该是三国·魏文帝时期(220-226),东莞县迁址至今沂水县城,并于此置东莞郡,南燕慕容德更名为团城。对于慕容德的更名,东晋王朝并不认可,仍称东莞县。《晋书》卷一百二十八《载记》有“王师次东莞”一句,《资治通鉴》第一一五卷也有“六月己巳,裕至东莞”的记载,其时间为东晋义熙五年(409),这年四月,刘裕北伐慕容超,从建康(今南京市)出发,走水路,五月至下邳(今江苏睢宁西北),停船徒步北上,经东莞,越大砚山(今沂水与临朐两县交界处的穆陵关),于六月攻克临朐,围广固(今青州)。从进军路线上分析,刘裕所经过的东莞县城即今沂水县城。

4、南北朝至唐代的东莞县故址

郦道元在《沂水注》中,有“东莞县故城”、“团城”、“魏南青州治”三种说法,却始终没有说明当时的东莞县治位于何处。难道北魏时期没有东莞县?考《魏书·地形志》,南青州东莞郡有东莞县。说明北魏时期并未撤销东莞县。那就只有一种可能,郦道元写《水经注》时,东莞县治所早已从今沂水县城迁往他处了。也就是说,东莞县治出现了两次迁址,第一次是从今沂水县徐家荣仁村迁址至今沂水县城,第二次又从今沂水县城迁往他处。

东莞县第二次迁址是在何时?迁往何处?

先来解决东莞县第二次迁址的时间问题。

文献记载,刘宋时期的沂水县城沿用慕容德的“团城”之称,为东徐州治所,未有“东莞县”之称,因此,东莞县有可能是在刘宋时期移治他处。《宋书·薛安都传》云:“先是东安、东莞二郡太守张谠守团城,在彭城东北。始同安都,末亦归顺,太宗以为东徐州刺史,复为虏所没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团城”即今沂水县城。张谠守团城的时间,《资治通鉴》第一三二卷记载,宋明帝泰始三年(467)二月,“辅国将军清河张谠守团城。”又云:“十一月乙卯,分徐州置东徐州,以辅国将军张谠为刺史。”此时的东徐州为宋明帝所设。到了泰始四年(468)正月,“魏尉元遣使说东徐州刺史张谠,谠以团城降魏。魏以中书侍郎高闾与谠对为东徐州刺史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第一百三十二卷。)

上面的记载中,“团城”、“东徐州”这两个地理名称均指今沂水县城,文中没有涉及“东莞县”,东莞县第二次迁址大概是在刘宋时期。又据唐·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“沂水县”下载:“后魏孝文帝于此置新泰县,隋开皇四年改为东安县,十六年又于古盖城别置东安县,而此改名沂水县。”这说明北魏孝文帝于此置新泰县时,团城已经没有县级治所了,如果有县级治所,就会说“某某县改名为新泰县”,而不应该说“于此置新泰县”了,据此,东莞县第二次迁址时间是在刘宋时期,具体时间已经不能详考了。

东莞县治第二次迁到了何处?《宋书·州郡志》和《魏书·地形志》均未说明其具体方位。民国《重修莒志》卷四“沿革表”云:“其治所在今东莞集”,笔者也赞同此说,根据如下:

其一,《隋书·地理志》“高密郡东莞”下载:“后齐并姑幕入焉,有箕山、潍水。”箕山为潍水之源,在今沂水县东北,山的南麓入今莒县东莞镇北境。这里明确了北齐和隋代东莞县的位置,县境内有箕山,有潍水之源。

其二,据《重修莒志》卷五十“金石”记载:“治北东莞山麓,旧有宁泰寺,建于北魏孝明帝时。”而且记录了宁泰寺残石四种,其中第一石为北齐河清二年(563)佛教造像碑,其余三石,没有时间,《重修莒志》判断为“非北齐以下物也。”南北朝时期,城邑近郊风行造像建寺,北魏孝明帝时期建有宁泰寺,也是莒北东莞镇驻地在北魏时期为东莞县治所的证据之一。

其三,《重修莒志》卷五十一“金石”收录了隋开皇四年“阮景晖一百十八人造像碑”,为东莞宁泰寺之佛教造像碑,此碑于1980年移至浮来山定林寺。碑文中有“今东莞县治邑阮景晖”、“开皇四年九月”、“东莞县令薛广文”、“东莞县丞赵绰”、“东莞县尉郭德嗣”、“东莞县尉李昌”等载文。此碑阴又刻有“大唐永(徽)二年”和“东莞”等文字。此碑是东莞镇驻地为隋唐时期东莞县治所的有力证据之一。

其四,《重修莒志》卷五十一又收录了省堂寺大唐永徽元年(650)佛教造像碑,碑文有“东莞县”字样。据《重修莒志》卷四十六“坛庙”,省堂寺在陈村。今沂水县东北部有前陈村、后陈村,明、清至民国时期属莒州(或莒县),去东莞村东北约15华里。此为东莞镇驻地为唐代东莞县治所的有力证据之一。

其五,1966年前,东莞公社门前有一对石狮子,高约1.5米,状甚雄伟,传说是当年东莞县衙门的石狮子,毁于十年动乱。此条可作参考。

其六,据《宋书·州郡志》和《魏书·地形志》,刘宋、北魏两个时期的东莞郡辖县完全相同,即:莒、诸、东莞。莒即今莒县,为东莞郡治所;诸县故址位于今诸城市西南30里处的枳沟镇乔庄村;将东莞县治所置于今东莞镇驻地,则三县相邻,成为一郡,于地理相合。同时,刘宋和北魏时期东安郡辖县亦完全相同,即:盖、新泰、发干。盖县位于今沂源县境,新泰县位于今蒙阴县境,发干县位于今沂水县境。东安郡治在团城。(见《隋书·地理志》“琅邪郡沂水”注。)因此,刘宋、元魏时期的东莞县治不可能在今沂水县境,其最合理的位置就是今莒北东莞。

其七,《水经注·沭水》:“沭水左与箕山之水合。水出东诸县西箕山。”(杨守敬、熊会贞《水经注疏》本,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。)这段文字颇有争议,清代几位著名学者看法不一,考据大师戴震、史学家全祖望均以为“出东”当为“东出”,即“水东出诸县西箕山”。赵一清《水经注释》将“县” 字改为“城”字,即“水出东诸城西箕山”,以为“《汉书·地理志》无东诸县,而诸县别有东诸城,见《潍水》篇。”考《潍水注》,赵一清所说的“东诸城”即西汉“海曲县”,海曲县故址在今日照市东港区西5华里,“箕山之水”位于今莒北,不可能位于莒县东部的海曲县境。赵一清之说为误。考《水经·沭水注》,“箕山之水”当以今莒北绣珍河为是,此水发源之“箕山”若即今莒县北部与沂水县交界处的箕山,则戴、全二家之说似乎正确,因为诸县故址位于今箕山之东约80里处的诸城市枳沟镇乔庄村。然而,《水经注》明代朱谋玮笺校注本和《永乐大典》本均作“水出东诸县西箕山”,全、戴实无版本依据,臆断而已。民国熊会贞以为:“《注》本有东出、出东两例,说见《浊漳》篇,此指《潍水》篇之诸县,东诸二字文连意不属,谓东方之诸县耳。”笔者以为,以上说法均不正确,因为除《水经注》外,古文献中没有南北朝时期诸县有“箕山”的记载,若将“东诸县”改为“东莞县”,即“水出东莞县西箕山”,则与《隋书·地理志》东莞县有箕山的记载相符,与今天的东莞镇驻地、箕山、绣珍河(即箕山之水)的位置相符,更重要的是,《水经注》中一直没有着落的北魏“东莞县”,在这里便找到了下落。

依据以上七条,结合上文分析,我们可以将东莞县的第二次迁址时间定在刘宋时期,治所定在今莒北东莞镇驻地。东莞县治迁移后,刘宋至北魏时期的“团城”(今沂水县城)就只有东徐州和南青州治所了,而不再附郭县治,这种现象在南北朝时期也常见,如:《魏书·地形志二》记载,“兖州。刘义隆治瑕丘,魏因之。”瑕丘不是县治;“青州。司马德宗治东阳,魏因之。”东阳也不是县治;“济州。治济北碻磝城。”碻磝也非县治。今山东沂水县城,魏晋之际曾为东莞县或东莞郡治,南燕慕容德于此置“团城”,这里遂成为一处军事重地,此时县治已废。刘宋时设为东徐州,兼具行政与军事之双层体制,州治“团城”而不称“东莞”,此时东莞县治已移置今莒北东莞镇。北魏初延宋制,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(498)改为南青州,州治“团城”,也不称“东莞”,此时东莞县仍治莒北东莞镇。

东莞县的迁址使东徐州或南青州的附郭出现了空缺,近现代学者一定要给“团城”设上一个县治。《隋书·地理志下》琅邪郡沂水县:“旧置南青州及东莞郡,后周改州为莒州。开皇初郡废,改县曰东安,十六年又改曰沂水。”民国杨守敬《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》(《二十五史补编》第四册。)以为所谓“改县曰东安”应该是改东莞县为东安县,而对于唐《元和郡县图志》“沂水县”下“后魏孝文帝于此置新泰县,开皇四年改为东安县”的记载不以为然。笔者以为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写成于唐元和八年(813),距北魏孝文帝元年(471)只有342年,时间较短,不会有误,况且宋代《太平寰宇记》也沿用此说。杨守敬的这种错误观点是由于坚持认为北魏东莞县治在团城(即今沂水县)所致。今人王仲荦著《北周地理志》、施和金撰《北齐地理志》均沿用杨氏之误,将北齐、北周时期的东莞县治确定在今沂水县城,是不知今莒北东莞镇驻地才是南北朝时期的东莞县治所,唯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标注准确,与史实相符。

5、东莞县治的裁撤时间

《隋书·地理志》高密郡有东莞县,新旧《唐书·地理志》均无东莞县,说明东莞县裁撤于唐代。

唐代什么时间裁撤了东莞县?

唐·李吉甫撰写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,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(813)。此志书无东莞县之记载,说明在唐元和八年之前,东莞县即已裁撤。

唐·杜佑撰写的《通典》,有《州郡典》十四卷,也没有记载东莞县。《通典》所记州县户口的系年,有天宝十四年(755)和开元二十九年(741)两说,若按后说,则东莞县于唐开元二十九年(741)前即已裁撤。

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所记州县为天宝间之治,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所记为天宝元年(742)的州县设置,则唐天宝元年(742)前东莞县治即已裁撤。

上文已经谈到《重修莒志》卷五十一“金石”收录的永徽二年(651)的石碑,其中有“大唐永(徽)二年”和“东莞”等文字,因此,唐代东莞县治裁撤时间应在永徽二年(651)至开元二十九年(741)之间。

四、古东莞郡考

东莞郡之设立,始于东汉末的建安初年。《三国志》卷十八《臧霸传》记载,曹操擒杀吕布后,曾任命尹礼为东莞太守。据《三国志》卷一《武帝纪》,这一年是建安三年(198)。高齐时期撤并,虽前后历经三百余年,但中经许多变故。清代吴增仅《三国郡县表附考证》已叙其梗概:“东莞郡。《魏志·臧霸传》,尹礼为东莞太守,东莞郡名始见于此,考其时为建安初年,盖魏武置城阳郡时,先后所置。其后,文帝、明帝、少帝时,胡质、张缉先后为太守。又《晋书·宗室传》,司马晃为东莞太守,在魏咸熙元年,则东莞未废可知,而《晋志》云:太康元年分琅邪置。《通鉴》胡《注》云:魏既分而复合琅邪,晋又分置,盖太始以后省,太康元年复置也。”(见《二十五史补编》第三册。)

东汉末年所设的东莞郡辖县无考,其治所当与三国时期同,治东莞县,吴增仅《三国郡县表附考证》云:“《方舆纪要》治东莞。”《读史方舆纪要》是清初顾祖禹著,此说当据《晋书·地理志》推测。

三国时期,东莞郡属徐州,吴增仅《考证》辖东莞、东安、临朐、广、蒙阴五个县,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同,但《重修莒志》卷四“沿革表”则云:“东莞郡,魏分琅邪、北海等四郡置,统东莞、东安、安丘、盖、临朐、剧、广七县。”未知何据。

西晋时期,东莞郡属徐州,据《晋书·地理志下》,晋太康元年(280),分琅邪郡置东莞郡,郡治东莞县,辖东莞、朱虚、营陵、安丘、盖、临朐、剧、广,共八县。太康十年(289),青州城阳郡之莒、姑幕、诸、东武四县划归东莞郡。元康七年(297)又分东莞郡置东安郡。

西晋东莞郡治所,初治东莞县;(见《晋书·地理志》。)晋惠帝期间,郡治自东莞县移治莒县(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四“莒县”)。其郡治迁移时间当在晋惠帝元康七年(297)分东莞郡置东安郡时。

东晋时期,东莞郡仍治莒县,辖莒、姑幕、诸、东莞、临朐五县。(见《二十五史补编》第三册清代洪亮吉撰《东晋疆域志》。)

刘宋时期,东莞郡属徐州,辖莒、诸、东莞三县,郡治在莒。(见《宋书·州郡志一》。)

元魏时期,东莞郡属南青州,郡治及辖县不变。(见《魏书·地形志》中。)

高齐文宣帝时期,罢东莞郡,莒、东莞二县属东安郡。(见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四“莒县”。)其时当在高齐天宝七年(556)十一月“并省三州、一百五十三郡、五百八十九县、二镇二十六戍”(《北齐书·文宣帝纪》。)之时,此后,莒、沂两地不再设立东莞郡。

五、结

综上所述,东莞之名来源于春秋时期的东郓,西汉时期始有县治,东汉末年出现了东莞郡治。南北朝北齐时期,罢东莞郡。唐代前期,东莞县撤并。虽然东莞之治始设于今沂水县境,后设于莒北东莞镇,但由于沂水境内的东莞裁撤较早,莒北之东莞县治裁撤相对较晚,故时至今日,沂水地域的“东莞”地名已湮灭不存,而莒北地域的“东莞”却幸运地留下了历史的足迹。

(撰稿:莒县史志办公室  张同旭)